信仰的力量——布隆迪总统夫人传记(连载4)

儿时的家，儿时的我

跌宕起伏就是我的人生！

上一章讲述了我最艰难的岁月，那时的我，除了面对内心的恐惧，还要应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，有时甚至还和家人闹矛盾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只是硬着头皮在逆境中默默承受!

在这一章，我要讲一下我的青少年时代，并且介绍一下我的父母、姊妹，及我可爱的家庭生活。

1969年12月1日，母亲在布伦扎山上生下了我。当时我父母住在恩戈齐省格施因达地区的旺巴社区，我父亲普罗泰·塔霍姆帕格兹和母亲格克古鲁·安吉拉生我的时候，已经结婚10年了。那一年，母亲37岁，父亲38岁，母亲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，我排行第十。在基隆迪语里，我被称作“布库米”（Bucumi），即第十个孩子，十二个孩子里仅有七个存活，其他五个都是因病早夭。因为那五个都是在我出生前死去的，所以关于他们的事情，我只是从我姐茹菲娜（Rufine）那里听说的。我姐茹菲娜在家排行第六，不过在姐妹中，她排行老大，所以我一直叫她大姐，她曾同我说过：“死去的兄弟姐妹我知道三个：两个比我大，一个比我小，有一天我听说小妹妹病了，第二天她就病故了，当时不允许我去看她的遗体。” 据大姐回忆：“当时住在布隆迪乡下，父母对怀孕的反应并不强烈。因为家里已经有几个孩子先后夭折，所以生我的时候算是喜忧参半，母亲当时已做好了我可能早早夭折的思想准备。对我的降生没有感到特别欣喜，因为生我之前，家里一共五个孩子都未成年就去世了。从心理学的角度讲，母亲那样想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
所有关于我出生当天的事情都是父亲告诉我的，他说：“69年12月1日那天我在集市，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我看出你母亲快要生了，尽管每次生产的情况都不同，但我并不担心，因为有人妥善照顾她。下午四点，我回到家时，你已经出生了，母女平安。那时天色渐晚，无法通知所有亲朋好友。所以有些人是第二天才赶来的。你排行第十，是我家的布库米。那天我非常开心，还喝了点香蕉酒（当地称“乌卢瓦尔瓦”）以示庆祝。”

从记事起，我就特别爱和父亲聊天。他嗓音浑厚、铿锵有力、且富有磁性，而且每句话都是言之有物，掷地有声。早年，父亲在做裁缝生意时，自己摸索出一套既快又准的点钞方法，还自学读写技巧（比如他会把耕作的地块绘制成图纸，然后将具体农活写在图纸中相应的位置上）。

我的名字“布库米”对于父亲来说意义非凡：“这个名字向家人和邻居证明他不再是毛头小伙子了，而是一个拥有十个孩子的父亲，意味着自己已经真正迈入男人的成熟阶段。”父母觉得我应该是他们最后一个孩子了，但后来母亲又再为父亲生下了一儿一女。

我一岁半的时候，我家搬到了穆雷梅拉山区，和旺巴同属一个社区。父亲到现在都记得，当时他本可以在别的地方买一块地，最后为了往返恩戈齐市场方便，还是选了现在这块地。他说：“买了靠路边这块地，再不用每天走那些泥泞崎岖的羊肠小道了。”

***

我对上学之前的童年时光只有模糊的记忆。，每个礼拜日都去做弥撒，但我们不在家里祈祷，不背诵节句，。

我七岁才入学，是班里个子最高的。当时，茹菲娜大姐已经当上了教师，在我小学三年级时曾教过我。她非常爱我，但不是溺爱，在其他兄弟姐妹都在家时，她仍然会紧紧看着我，督促我温习功课。

家里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是杰罗姆，排行第五，他从1967年开始就不上学了，所以他不怎么识字。他结婚的时候，我还挺小的呢，虽然我和这位大哥的来往不是很频繁，但我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。

第二大的是茹菲娜，是我们兄弟姐妹中读书时间最长的。她多次跟我讲述她对学习的热情，上学的路虽远，她却非常喜欢上学，她也很聪明，一次性通过了六级标准考试，这在我们那里几乎是个奇迹！拿到四级学位*后，她当了老师，又去读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。可惜她结婚早，不然也许能继续上大学深造。

年纪第三（家里的第八个孩子）的是厄弗拉西，我们都很爱她，她的性情很像我们母亲：善解人意、慷慨大方、乐于分享。

排行第四的是艾琳，是个美人坯子，我们姐妹的颜值担当。不过，不幸的是，她患有精神疾病，在1984年的时候，她病情加重，并最终恶化，四年之后，她怀上了基兹巴村一个商店店主的孩子，孩子出生后，她把孩子扔在了父母家。我还记得，有时候她会出其不意地把孩子“偷”走，但她又没有能力抚养孩子，所以我就得去把孩子找回来。家里人总是会把正在上课的我叫出来去找她，因为我跑得很快（也许是因为我腿长），能很快追上她。感谢上帝，艾琳现在总算是好转了。

比我小一点的是妹妹阿斯特莉亚。我记得她总是偏头痛。我小学毕业后，她就辍学了。过了些年，她嫁给了一个商店老板。最小的是弟弟塔德，因为是小儿子，所以大家都特别宠爱他，但是这小子就是不爱上学读书。

母亲（已经过世了，愿上帝保佑她）性格沉静。我和她向来不甚亲近。我不常和她聊天，也不习惯和家庭妇女或者成年人相处。母亲是个农民，体弱多病，身体好些的时候会做一些不费力气的家务。因我们大多都在上学或者已经婚嫁，所以她身边总缺少能干活的帮手。

父亲身体一向很硬朗，在我印象中的我没看见过他花太多时间在田里干活儿，他是一个足智多谋、行事聪明的人。我们从小就看着他做裁缝活，他把做好的衣服（客户定制或自己设计的）拿到基兹巴或者恩戈齐的市场上去卖。

我刚上学的时候，他成了社区委员，是这一片儿的头儿，我上中学期间，父亲也一直是社区委员。和大多数邻居相比，我家比较富裕，住的是砖房，屋顶有金属瓦楞，屋里是水泥地面，这样好的房子在当年可不多见。

1972年，我三岁时，第一次看见当兵的。他们路过我们那里时，带走了一些人，其中一个是我们的邻居，他是个商人。就在前一晚我们还在他家吃烤香蕉。他被带去哪里呢？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，他当天就被那些当兵的杀害了。那些士兵原本是在抓我父亲，想用同样的方法处决他，但是我父亲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劫难。

我们小时候，父亲大多数时间都忙于公事，不在我们身边，但是我们都敬畏他。父亲年轻时，身材魁梧，嗓音洪亮，尤其是他品行端正、为人正直、交友甚广，他训斥某个孩子时，我们都赶紧跑开！不过他很少动手打我们。

我记得我们一家人从没有围坐火炉边聊天……茹菲娜大姐的记忆也是如此：“父母从不给我们讲故事，但每当母亲给我讲重要事情的时候，她都会引经据典，从不高声说话！比如，我会因为要给众多的客人做饭而怨气重重。她看到后，就对我说“urugo ni uruza abantu（一个真正的家总是欢迎别人来做客的）”。其实唯一一次围坐在火炉旁聊天，是小时候和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讲学校里的趣事。

   除了我对童年的模糊记忆，大姐还记得：“父亲讨厌懒惰，他总是跟我们说‘喜欢闲坐着的人不应该吃饭’。虽然他非常严格，但弟弟妹妹们都没挨过父亲打，对他们来说，父亲一个不赞成的眼神，加上他那高大的身材，就已经够吓人了。丹尼丝挨过的打，都是我这个做大姐的在学校打的。母亲从不打人，只是好言相劝。父亲对杰罗姆和我要求非常严格。他尤其讨厌我们在房子里嬉戏打闹，大声喧哗。他也没有责怪母亲在这方面对我们疏于管教，因为他知道母亲的身体虚弱，无力管控我们这些淘气包。不过，我们每个人都很识趣，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。长大之后，我上了一些心理学课程，才明白了这里的缘由：父亲失去了太多孩子，久而久之就对小孩的嬉闹声非常敏感，因为这会让他想起之前早年夭折的孩子。或许，这也是父母不给我们讲故事的原因……

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就是言传身教。比如，在举行庆典的时候，我们会收到很多资助，客人络绎不绝。这时，父母就会对我们讲，在乡下你必须牢记，要互帮互助，知恩图报！我父亲于1930年出生于布西加。在到旺巴定居之前，我们大家庭的大多数成员（堂兄弟、叔伯等）都住在布西加。每逢家庭聚会或是邻里庆典，他们都会带很多喝的来我家，这是对我父亲帮助他们准备庆典的答谢。我家还经常雇佣工人，有季节性的农工，还有帮母亲在田里干活或是打扫屋子的钟点工，以及街边的散工，这些雇工也会作为我们的客人，与我们一同欢度庆典。这种热情好客的家风一直影响着我。直到现在，虽然我已年近五旬，但依然遵循着幼年习得的真诚待客之道。

公共事务方面，父亲始终恪守原则。导致一些只顾私利不管公理的人都恨他，也都怕他。我从来没有出席过父亲主持的审判，但所有出席过的人都说他公正无私。在他从地方长官的位置上卸任后，旺巴的民众推举他为当地的尊长，他常常以尊长的身份调停纠纷，化解民众矛盾，深受当地民众的爱戴，有时省里也会请他去协助处理一些有关人情法理的事宜。

在当地有些人眼中，我们是钟鸣鼎食的富有人家。因此，有一天，盗匪闯入了我家，父亲奋勇抵抗。但是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对方人多势众，家里被洗劫一空，父亲也被歹人所伤。万幸的是，他没有性命之忧。当时，我因为在学校上课，算是逃过一劫。

我从没见过父亲打骂母亲或者对母亲不好，这在那个年代比较少见的，他们夫妻终生相伴，矢志不渝。

我父亲还是一个热爱劳动的人，尽管他现在年事已高，但仍然常年坚持在自家地里种些香蕉、土豆和咖啡，而且收成还不错。

父亲为我们树立了行为处事的榜样，所以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的做事风格也是一丝不苟，井井有条，日事日毕。

上中学的时候，我一回家就会去田里劳动，这让周围人都大为惊叹，因为在当时我们那里流行一种说法是读书人可以不挥锄头干活儿。上中学、成为一个识文断字的文化人意味着不用再干又苦又累的农活了，不用再和土块、农具和杂草打交道了，但我喜欢下地劳动，我就是干着农活长大的，在我看来，不劳动者不得食。

我去地里和雇工一同劳作，这样一来，母亲就能喘口气歇一歇。父亲总是自豪地向别人炫耀：“丹尼丝一放假回家，她妈妈就轻松了，干农活、做饭、做家务，她都是把好手！”

我返校之后，家里就缺了一个优秀的劳力，我嫁人后，更是无法常回家帮着干农活了。而平时，每当父母想要激励田里的其他工人时，都会派我上阵。我在地里卖力地挥舞锄头，会吸引很多人驻足观看，并对我的干劲大加赞赏。

父亲常说我在品性等方面都特像我外祖母，她是个极其简朴的女人。当时的老街坊们都说我是个非常腼腆的孩子，因为我知道母亲身体不好，所以我从不烦她，不在她跟前哭闹。

大姐常常笑着回忆道: “丹尼丝很听话，上学之前她从早到晚都在挑水，有一个水罐，无论有没有被派去挑水，她都会把装满水罐当做自己的任务！”

大哥杰罗姆和大姐说法一致，“丹尼丝从两岁起，就开始为家里挑水，让干嘛就干嘛，是个特听话的孩子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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