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普通一家人的考古学观察

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3-05-10 14:56:27

内容自《上海市民考古手册》,上海博物馆编,北大培文出品,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
小桥,流水,人家,是江南城镇的特色。上海,是人多拥挤的城市;所谓“大上海”,主要是人多势众,百样纷陈,影响巨大。上海人家,最先就局促在护城河内外老城厢一带,今天中华路、人民路那“环城”圈子里。这个格局与全国其他县城一样,护城河围着的老上海城里,沿着横穿县城的古老的方浜,聚集起街市、人家,渐渐把不大的县城挤得满满。1843 年底开埠以后,洋人来了,渐渐有了租界,有了“三界四方”之别,华洋杂居;民国曾设上海特别市,计划在江湾建设新市中心,逐渐把原来的华界老县城叫做南市。

上海人家,真正的老上海本地人不多,绝大多数就是在上海城市扩展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、外国人,按今天的叫法,就是新上海人。无论来自内地还是外国,这些新上海人努力建设这块土地,将其变成热土,对有的人而言还是乐土,使得上海形成“异质文化”多元并举的局面,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。观察这些上海人的家庭结构与谋生历程,其籍贯、婚姻、职业、生计,可以具体明白些“海纳百川”的功效和所谓“海派”的由来,进而晓得海禁、封闭是万万行不通的。同时,上海也曾严重地贫富不均,社会保障缺乏,有不少人家生活作孽,这也是要不得的。

据租界统计档案显示,从1885 年到1935 年,公共租界里非上海籍贯的人口比重,一直在79%-85% 之间;而华界的老上海人多些,但1929-1936 年间外地人比例也要占到72%-76%。1950 年,黄浦、老闸两区(旧制)外地人口均占95.2%,蓬莱占90%,卢家湾占90.7%,徐家汇占82.4%,长宁占89%,静安寺占88.9%。〔图1〕在外来人口里,最多的籍贯是苏浙两地,1950 年的统计显示,黄浦区江苏籍40785 人,浙江籍39376 人,而嵩山、蓬莱、新成等区更超过10 万,是广东、福建、山东等沿海籍贯人数所不能相比的,其他内地人则更少。所以上海的人家,非江苏即浙江,或是“苏浙汇”:婚姻一方是江苏人(尤其是苏州人),另一方是浙江人(特别是宁波人),苏州宁波都离上海很近,宁波也是五口通商城市之一,同乡间相互介绍,生意往来,会馆接纳,就滚雪球般“会通”起来,人多起来。其他的,很早来上海的广东人、福建人,后来的苏北人及其他内地人,还有老外,构成了近现代的上海人。带有地域特征的相互玩笑绰号(未必贬义)也纷纷出现:“苏空头”“杭铁头”“绍兴师爷”“江西人觅宝”“罗宋萝卜头”(白俄)……上海真是个“海”。

图1 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行政区划

上海因港而兴,因商贸而起。与广东一样,先是林林总总的洋行、货栈、商店出现,再是工厂应运而生,于是,大量从业人员就从各地纷至沓来,先从小角色做起,再慢慢发展。不少人从伙计升级到老板,或跳槽另觅高就。他们来沪基本靠亲友介绍,甚至谋生的企业就是家族式管理,所以,他们后来成家,有“家小”,大多也是族人介绍或联姻,一般由媒人去家乡物色,然后带到上海来成亲,生儿育女。于是,一拖二,二变三,三生万物,七大姑八大姨就这么诞生出来了。这部分家庭,占了上海市民的相当部分。

“洋泾浜”型小市民

上海首先是个崇洋的城市,吃上“洋”饭的算是比较优裕的家庭〔图2〕。即使做了“洋盘”,似乎也胜过“土豆”的。

图2 做客洋人家庭

洋泾是老上海的两条小河,浦西那条曾经是租界与华界的分界线,上海地方政府与洋人签订的一些协议有以《洋泾浜□□章程》为名,洋泾浜带着“洋”字,渐渐有了名气,随着洋商机构来沪,粗通英语的买办、职员也渐渐形成固定的群体,他们讲的蹩脚英语被称作“洋泾浜英文”,久之半通不通的东西也被冠以“洋泾浜”了。

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,这个“容”,起初就是容“洋”。社会对舶来品比较崇拜,洋油,洋火,洋伞,洋袜,洋布,洋琴,洋蜡烛,好看叫“蛮洋气”……崇洋(不是媚外)心理比较普遍。靠着与洋人做生意,或者入“外企”挣高薪,有的人家开始富裕起来。叫这类人家“假洋鬼子”太过刻薄也并非事实,至多是“洋泾浜”人家吧。他们是小市民,比上不足比下有余,是社会的稳定因素。

这类人里面,有叶澄衷这样的从杂货店员、外轮供货商到银行巨子、慈善家,有其他名人富商,但我们更关注普通人家,他们更具有代表性,怎样有一份收入略高的工作,一家子怎样在上海度日生根。

顾得人家庭。〔图3〕顾氏民国元年(1912)出生在临近上海的昆山石浦镇,是长子,后来下面有三个妹妹(存活)。六岁上,被寄养到上海亲戚家中,稍长去新式学堂读书,毕业后在亲戚开的店里做帮手。由于机灵活络,加上约一米八的个头,又天生乐观豁达,热情诚恳,亲戚便介绍他去美国人开的保险公司应聘。当时应聘者很多,最后只剩下两人,总经理就命比赛写字,结果顾得人胜出,他的那手行书作为职员可算上乘。他在保险公司做到第4 科科长,收入颇丰,加上省吃俭用,也就有了点积蓄。几个妹妹先后来上海读书,父亲去世后,他将老母也接来上海,老母是小脚,基本就在家里享清福,家务请了“钟点工”来帮忙。接着,顾得人做了平生最得意的事情—在一个月内办成三件婚事。一是嫁妹,两个妹妹同时在一个月内出嫁,置办嫁妆等统有他这个兄长负责。二是自己的婚事,由媒人去昆山乡下招亲,最后在茜墩镇(今千灯)上觅得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来做太太,但事到临头妹妹怕羞躲起来不见媒人,结果姐姐顶替来沪,择日成亲。顾太太民国四年(1915)生,读过书,读到小学五年级,大人说女人读书没用,就没再读下去,抱了相夫教子的思想,安心家务,生儿育女。顾家夫妇生养了六个孩子(存活五个),加上老母,一家八口全靠顾得人一人的工资来开销。待又有了点积蓄,便用了多少两黄金顶下南市老城厢会馆后街一幢石库门房子,从原来赫德路(今常德路)租住的房子里搬过去,独门独户,一大家子其乐融融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男主人竟还能挤出时间重操二胡,参加著名音乐人卫仲乐先生组织的演出活动,又经常参加张关炳等一批江南丝竹爱好者的雅集,叫“白相丝竹家生”(这情形坚持到1970 年代)。

图3 顾得人全家合影(1970 年代)

当时家里买了老式唱机和许多胶木唱片,播放京剧、丝竹名曲,也为老太太解闷。时值多事之秋,社会不乏混乱,小民委屈辛酸也就在所难免。如日本人占领上海时,顾得人有次发薪日下班坐黄包车经过大世界,被一个日本兵招手拦下搜身,结果抄去刚到手的一个月工资;某次有客户开“空头支票”毁约,顾得人急得吐血,还要去调头寸……

1949 年后,实行公有制,外资撤离上海。开头几年,百废待兴,,顾得人凭着公司发的遣散费,精打细算支撑下一家老小开销;后来,他由工商联分配在农场做会计,虽然收入不能和从前相比,但孩子上大学、中专都不用学费;大儿子上师范还有补贴,毕业后服役,成为一名海军航空兵教员,更使顾家成为“光荣人家”;孩子毕业,先后由政府分配工作,分别做了外交官、教师、机关干部、工人,一一成家立业。顾得人于1996 年虽患癌症但坦然平静地去世,无牵挂,无痛苦,享年84 岁。顾老太太2012 年无疾而终,享年97 岁,逢人便说“我活得太长了”。顾家是一个有稳定收入、适得其所、自得其乐的家庭,算得上社会稳定家庭。

另一户人家,顾得人的亲家周忠祥、毕氏夫妇,则要略胜一筹。周家夫妇同龄,1898 年生,舟山定海人,比顾得人要大“一只”(12 岁,生肖大一轮)。周家是定海大姓,夫妻俩留着祖传的房产,来上海打拼。周忠祥由宁波同乡会介绍,在跑南洋的外轮上做事,收入可观;毕氏先靠小本钱盘下一处甘世东路(今嘉善路)的烟纸店,后来开米店和当铺,生意逐渐有起色。可惜周忠祥本人罹患食道癌很早去世,家中由周家姆妈毕氏打理,她善于理财,靠了三爿小店,倒也使全家过上滋润生活。周家有一子三女。长子周哲明大学毕业,进某著名银行工作,升到总行襄理,未成家,自己住洋楼,玩古董,好西洋音乐,钢琴有三台(一台三角琴),人称“小开”。抗美援朝时周哲明与另一位商界朋友合捐过飞机,1952 ,身亡,。

周家三位小姐,前两位读完初中,先后由父母作主,“适”宁波商帮油漆厂、化工厂老板,小妹自由恋爱,和师范学校同学、顾得人长子结合,组成“苏浙汇”式家庭。周家虽然男主人早逝,但女主人精明能干,操持经营有方,儿子捧上大银行的金饭碗,两个女儿嫁与门当户对的同乡老板,自家还是“可的牛奶棚”等一些知名企业的债主,日子小康。周家由于夫妇双方都有收入,得以支撑起全家过上小市民那种约略不失体面的生活。

“三毛学生意”型人家

上海,是产业工人的大本营,许多实业的半壁江山在上海,如纺织业。工人靠技术吃饭,师傅带徒弟,以前手工作坊是这般规矩,而流水线大机器生产也还要靠传帮带,有些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工序更要徒弟拜师傅。不妨说,这是张乐平漫画中“三毛学生意”式的类型。工人来源,多数是家境困苦的安徽、苏北、浙江山区等地农民,后来遇到家乡天灾,更多人来上海逃荒谋生。三毛漫画中,小三毛想象着“上海”两字下面,是一大碗米饭和幢幢高楼,不禁露出笑容,这代表了当初闯荡上海的许多穷苦人的想法—吃饱肚子,住上房子,也就是最基本的温饱生活。但工人家庭,能保住饭碗的不大容易,特别在饥荒年头,能进厂子里做工很难;就是做了工,也还是处于生活链的下层。在产业工人中,棉纺厂收入最低。工人家庭,在文艺作品里有细腻的描写,茅盾的《子夜》,周而复《上海的早晨》,羽山、徐昌霖《东风化雨》等,虽然是形象化了的艺术塑造,但确实是当时工人家庭生活的提炼。尤其是《上海的早晨》,是作者根据自己参与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”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所创作。

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女主人公之一沪江纱厂女工汤阿英家庭,可以说是典型的外来务工人员之家。她原是无锡乡下农民,有“白毛女”式遭地主欺负的遭遇,后来就到上海投靠老邻居秦妈妈。“秦妈妈在上海混的不错,”因为“乡下日子不好过,很早以前就到上海谋生去了,现在是沪江纱厂的接头工,在上海落户了。”其实,所谓“混的不错”,也就是有份工可打,“落户了”住的是草棚棚。〔图4〕汤阿英先由秦妈妈向车间“拿摩温”送礼偷偷进厂学了半个月接头技术,到正式招工时考试合格,于是成为一名“纺织娘”。在纺织厂的工人里,男的大部分是机修工。机修工找纺织娘成家,真是天经地义。汤阿英暂住在秦妈妈的草棚棚里,对面棚棚住的是本厂机修工张学海和他妈妈,父亲早年给日本人做工时死了。这两家门当户对,一经走动就成了亲,汤阿英成了孤儿寡母的草棚棚新女主,生女儿巧珠。具体说,棚户是这样的效果:

汤阿英住的那间草棚棚现在更暗了,从外边向里面看去,只是黑乌乌的一片,啥也看不见。要在草棚棚里站一会儿,慢慢才看清楚。一进门右手摆着的那张床是用砖头砌成的,有一尺多高,上面都铺了一层稻草,算是褥子,灰黑了的褥单和打满了补丁的蓝印花布的被子全卷了起来。床对面贴墙摆着两张板凳。靠板凳的上头,放着一个洋铁皮炉子。锅里的饭已经焖熟了,散发出的饭的香味给浓厚的潮湿的泥土的气息掩盖住了,一点也闻不出来。人字形的芦席的屋顶很低,给洋铁炉子的烟熏得黝黑。草棚棚里没有一张桌子。屋顶低也有它的好处,汤阿英的剪子和铅笔这一类的小物事就插在芦席里,抬起头一伸手便可以拿来用。(《上海的早晨》第一部)

图4 旧上海的棚户人家

棚户区是上海家庭房荒中的大问题。1949 年,上海200 户以上的棚户区就有322 处,主要分布在沪东、沪西工业区,至少64400 户人家过着草棚生活,人口在100 万以上,尚不包括小片区域和散户,而当时上海总人口是400 万。当然住棚户的不全是工人,还有其他职业或无业游民。起初上海的工人有住楼房的,,难民激增,棚户也就蔓延,成为城市规划、新建中一个老大难问题。

社会“公知”家庭

这里讲的公知,不是异化了的含义,是其原本正面的意思:公共知识分子。这是随着城市文化发展,新生的知识阶层,与前一部分中的成功人士或许略有重叠,但这里主要是指从事文化职业的人,报人、出版者、教师、作家或自由撰稿人、演员或艺术家,还有宗教界人士等。这类家庭,是新旧参半。所谓新,是婚姻双方都是新式知识分子,双方自由恋爱,是洋学堂同学或同事;所谓旧,是一方接受过新教育,具备新思想、新学问,另一方还是老乡出身,传统身份,做做家务之类,这以男方为名人的居多,有的就干脆新旧兼顾,外室、正室兼容了。画家、上海字画鉴定“一只眼”吴湖帆,在正房太太潘静淑去世后,娶了家中原本的侍女顾抱真(顾其时27 岁,吴50 岁),但顾不全是佣人,以前就受熏陶粗通文墨,在大师调教下,也能写字、临画;傅雷夫人朱梅馥,原是教会学校学生,婚后协助丈夫抄写整理,是贤内助,这样,他们的婚姻与郭沫若、鲁迅之与原配夫人的关系就不同了。稳定的公知家庭对社会文化推进有着重要作用。这类家庭里多名人,但大多数人做着平凡的工作,应引起我们更多关注。

兹举应修人家庭为例。应修人1900 年出生在浙江慈溪,1914 年到上海豫源钱庄做学徒,三年满师后留下做店员,1920 年供职上海中国棉业银行。由于捧上银行“金饭碗”(当然得看银行效益),收入尚可,他就购书读书,并与钱庄业好友沈滨掌、杨井眉、谢旦如等合办“上海通讯图书馆”,出版图书馆月报,组织图书馆共进会,郑振铎、郭沫若、郁达夫、叶圣陶等名人都是会员。1922 年与汪静之、冯雪峰等组织“湖畔诗社”,自费出版诗集、。可以说,应修人的文化团体成为了当时宣传新文化的一个中心。

从应修人日记得知,他1917 年十七岁时已经有了家室,只是一直在慈溪乡下。在当时的环境下,父母作主乃至指腹为婚都是正常的事情,特别在乡下,男子十几岁成家不算稀奇。但青年应修人特别好学、求知欲强烈,他读过私塾和新式小学,喜欢写诗,读英文,又梦想改造农村,自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科技图书如《土壤学》《肥料学》《新农业》等。他又寄希望于尚在老家的“秀妹”,“书致秀妹函,字用妹所已读者,末并乞妹勤读勤写。”还经常邮寄些进步书刊回家让妹阅读。从日记中略知,秀妹的文化程度并不高,认识的字有限。而应修人并未将书刊寄给妻子,可见妻子应该是很旧式的人物了。数年后,应修人在上海找到了知己,可说是“书为媒”的结果。上海一家人,形式种种,故事应该就从你我的父辈、祖辈讲起,而眼下又是新的一轮海纳百川的开始,多少年后又要回过头来从21 世纪开初讲起了。


发表
26906人 签到看排名